电子手铐，对现代司法办案意味着什么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原题：电子手铐有利于降低审前羁押率。

随着5G技术的落地应用，由于其高带宽、低迟延、高稳定性等特点，电子手铐普遍推开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

该监管方式在低羁押率的司法体系中早已推开，近年来在上海等地也已经在社区矫正等领域有所应用。

审前高羁押率一直为学者所诟病，其弊端多重不必在此赘述，但是实践中解决的根本难题还在于控制感与诉讼成本的问题。

羁押状态至少能够保证诉讼，监视居住所要消耗的司法人力成本又过高，所可能产生安全风险难以承受，一般也不用，取保候审最大的问题是监管缺位，离开指定的区域，何时离开都无法控制，缺少有效的监管方法。

在办案中一旦取保候审，就很容易产生不到案的问题，人找不到了，手机打不通了，再次抓捕，极为耗费时间和人力，严重影响诉讼进行。

所以在考虑取保候审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解决控制感的问题。只要确保能够及时到案，很多案件司法机关并不一定非要采取羁押措施。

这里关键是实现与羁押状态相似的控制感，也就是让司法官相信能够控制得住。一方面是通过成熟的司法体系、诚信体系；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弥补。

技术手段可以替代很大一部分的人力管理，一方面是远程控制，实现非羁押状态的严密监控；另一方面，算法化后台管理，实现随时、随地监控，轨迹可查询、可分析，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落实特定的监管要求。

实际上，就是远程信号传输、轨迹定位、大数据分析的方式，实现非羁押状态下的有效监管，弥补司法体系和诚信体系成熟度的不足。

这一路径解决方式也很类似于移动支付的崛起过程。

技术崛起可以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的跨越式发展。

电子手铐的普遍应用能够最大限度解决轻罪羁押率高的问题。

实践中轻罪羁押率往往高于整体羁押率，这看起来是个悖论，违背了一般的比例性原则。

但这确是客观现实，轻罪案件的认罪率高，认罪认罚也主要在轻罪案件开展，这些案件本应该轻缓化处理的，最后大部分都羁押了。有三个方面原则：一是控制感问题，二是这些案件处理的周期更短，取保所带来的不到案风险更承受不起，耗不起；三是这些案件事实比较清楚，敢于决定羁押。重罪案件的辩解更多，以证据不足作出不批捕决定的可能性大。

说白了，就是够罪即捕的情况依然存在，不够逮捕的条件又会以刑拘直诉替代。轻罪审前羁押普遍化其实体现的本质还是一种控制感缺失。

电子手铐可以增强这种控制感，有望从根本上扭转审前羁押状态。

电子手铐可以实现远程开关机、人机分离报警、破坏报警、越界设置、越界报警、特殊场所接近报警、自动巡检、巡检频率设置、实时查询、轨迹查询等多重功能。实现明确的区域活动限制管理功能，既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能够回归日常生活，又能够确保活动行为的时时可控。即使发生任何突发状态，也能够第一时间应急反应。

在严密、强大的电子监控网络的控制下，行为人违反规则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严重的而必然的，这就构成一个强大的行为规制效果，从而促使其遵守规则。

这个道理与严密的交通控制灯和摄像头下的交通管理模式是一致的。

在这个电子监管模式下，被监管人员的行为变得相当安全、可控，其水准接近羁押状态，但给被监管人的自由度是羁押状态无法给予的。

可以说只要被监管人不违法，电子手铐对其自由活动的影响是几乎可以忽略的。

这样的效果将是一种双赢状态，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免受羁押；另一方面诉讼效率能够得到保障。

更进一步来说，对于深入推进认罪认罚工作也有极大的助益。

1.真正意义上实现实体从宽和程序从宽相结合，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

很多轻微犯罪之所以判处实刑，主要是由于审前处于羁押状态，而且社区矫正也有一个监管问题，电子手铐可以一并加以解决。即使审前短暂的羁押，也很容易造成犯罪经验的交叉感染，本来是初犯、偶犯、过失犯罪，出来之后教育改造没有完成，犯罪经验反而增加了，被融入了犯罪社交圈。羁押状态与社会隔绝，正常的工作、学习都会发生中断，再想衔接困难重重，复归社会困难，人为的推向犯罪社交圈，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程序从宽在推动刑罚进一步宽缓的同时，也会通过电子手铐的严密监管发挥无形的规训效果，通过时时可能触发的警报提醒被监管人珍惜难得的自由，并结合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产生教化功能，寓刚于柔，发挥犯罪预防作用，减少社会对抗。

2.大幅度降低认罪认罚的诉讼成本。

目前存在一个值班律师进入看守所难的问题，值班律师没有委托书，不能直接进入看守所。看守所从安全角度考虑，程序把握上都比较严格，都需要单独的协调。在值班律师进入看守所绿色通道的建设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个司法成本和监管安全的矛盾问题，不容易平衡。

而目前绝大部分的轻罪案件又处于羁押状态，这就成为认罪认罚的是一个瓶颈问题，很多轻罪案件需要提讯两次，无形中增加了很大的司法成本。

如果非羁押率提升，这个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那些危险性低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处于取保状态，可以随传随到，可以在检察机关自己的司法办案区域提讯，就比较方面值班律师随时到场确认，至少减少一次提讯工作，对于轻罪案件，这降低了很大的诉讼成本。

同时，某种程度上羁押率的降低，还可以进一步降低认罪认罚的上诉率。不少认罪认罚的上诉人其实并不是真的对量刑不满意，只是不想老在看守所待着，就想出于走一趟，活动活动。其实这也是符合人性的。

非羁押状态的被告人已经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他的心理自然不是想折腾，而是赶快案结事了，为了出于一趟、活动一下的上诉理由至少是不存在的。

减少了这种非正常上诉也有能够节约一部分司法成本，而且能够发挥更好的示范效应。

3.提升认罪认罚的办案效果

审前羁押率的降低，可以增加检察官在认罪认罚教育转化上的话语权，实体从宽和程序从宽可以并用，也可以单用，更加灵活。更加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促进社会矛盾修复，同样是认罪认罚，从一个从宽到两个从宽，力度更大，对犯罪嫌疑人的影响和触动也更大，也更加有利于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通过电子手铐的一个技术应用，用更加轻缓的刑罚、更少的司法投入反而可以创造出更加高效、更有公信力的司法环境，腾出更多资源可以办理复杂疑难案件，既提高司法效率又提高司法效益，从而实现良性的司法循环。

技术驱动社会进步是后发国家弯道超车的重要渠道，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在国家治理领域、司法领域也同样适用，因为技术、算法所带来的治理水平提升与经验累积传承相比，其速度差别将是指数级的，而效果却可能更优。这就是电子手铐带给我们的启示。

明确程序标准　提升“电子手铐”运用质效

门植渊　王加军

当未成年人违法后，因秉承严格限制适用羁押措施的原则及考虑到其心智成熟程度等情况，对涉罪未成年人大多不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检察机关开始尝试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科技手段来完善对处于非羁押状态的涉罪未成年人的监管，“电子手铐”应运而生。“电子手铐”的外观与普通智能手表一样，但该“手表”一旦戴上就无法自行打开，其通过定位技术对佩戴它的非羁押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监控。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全面推广“电子手铐”仍有诸多问题亟须解决。

“电子手铐”应用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实践困境

电子监控方式的法律规定不足。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要积极推动电子监控运用的立法进程，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制度功效。但目前关于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时可以使用电子监控方式的法律依据，仅见于刑事诉讼法第76条，其规定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使用电子监控的手段。然而，对于同样作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之一的取保候审，却无类似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的适用频率远高于监视居住，这显然会使电子监控方式的设立初衷无法充分实现。可以说，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足会极大地影响电子监控方式的应用。

智能监控平台运行仍需改善。目前使用的“电子手铐”智能监控平台，其内容包括被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未成年人的基本信息、跟踪定位等，但该系统相对独立，没有沟通共享渠道，导致关联案件信息碎片化现象时有发生。由于“电子手铐”智能监控平台只能完成监管要求，对于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以期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的目的尚无法保证。

同时，“电子手铐”智能监控平台尚处于探索研发阶段，内容更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实践中仍需要检察人员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监管进行核实、跟进。例如：司法实践中，“电子手铐”内置的普通SIM卡可能因跨区、传销电话短信骚扰等不稳定因素造成涉罪未成年人已出划定区域，而自动报警功能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所以，需要案件承办人定期查看涉罪未成年人的行为轨迹，并形成相应的表现分析等材料，才能作为后期量刑的参考依据。

存在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电子手铐”是利用基站定位和定位导航技术对被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未成年人进行具体化跟踪。但是，互联网环境下的智能监控平台存在着大量漏洞：第一，智能监控平台的运营者可轻易看到佩戴“电子手铐”的未成年人的位置数据。第二，智能监控平台容易遭到黑客的侵入，造成未成年人信息泄漏。第三，黑客可以利用“伪基站”等技术将截获“电子手铐”信号进行篡改，造成监管失效。

“电子手铐”应用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建议

明确涉罪未成年人适用“电子手铐”的标准和程序。结合“电子手铐”应用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先以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等文件，对被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未成年人适用“电子手铐”的条件予以明确，为今后全国办理此类案件，适用“电子手铐”提供统一的标准。就涉罪未成年人而言，家庭在监管和教育方面发挥作用的大小是决定是否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重要参考之一，鉴于对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心理承受力等诸多因素的考虑，“电子手铐”的适用对象，可以首先适用于被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无监护人、无固定住所、无经济来源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者处于无人监管状态的未成年人，适用范围为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并根据涉罪未成年人的年龄、与父母的接触情况等作进一步的细化规定，明确“电子手铐”的具体监管方式、适用期限、适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然后，再根据实践运行情况逐步完善并扩大“电子手铐”的适用范围，同时对依职权或依申请的启动程序、电子监控发生错误时的救济方式等内容加以规定说明，真正发挥电子监控的实效和功能。

完善“电子手铐”设备及其智能监控平台。在完善“电子手铐”设备方面，可使用物联网SIM卡，并利用基于基站定位、WIFI定位等多种定位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增强手表式“电子手铐”信号的稳定性，同时在待机时间的延长方面增加投入，以弥补电量不足导致无法定位等问题，同时要在“电子手铐”外观的亲和性等方面予以提升。

在完善“电子手铐”智能监控平台方面，还需要拓展一些相关功能。如在自动报警的基础上增设双向短信提示功能，当被取保候审的未成年人违反相关义务时，“电子手铐”智能监控平台会自动发出警报，该警报信息不仅要给案件承办人发送，也要给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保证人发送，作为提示性警告，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智能监控平台还应在数据汇集、统计分析、预警研判等方面进行完善，实现对数据流进行精确梳理、筛选，定期作出阶段性分析，运用发散性思维发现“类问题”或“潜信息”，为趋势预测和风险防控提供参考数据。之后，要进一步打破信息壁垒，与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现对接，真正用网络监管替代人工监管。

提升“电子手铐”的网络安全度。笔者建议，第一，应当使用身份认证和全程留痕技术，确保运营者在平台上的每一项操作都能实名存储记录，并且建立适合运营者不同身份的权限划分机制，限制其越权访问。第二，应当建立一条3G/ 4G无线VPDN专网，VPDN采用专用的网络安全和通信协议，可以使监管单位在公共网络上建立相对安全的虚拟专网。“电子手铐”的信号可以经过公共网络，通过虚拟的安全通道传至智能监控平台，而公共网络上的其他用户则无法穿过虚拟通道访问智能监控平台，有效地防止黑客的恶意攻击。第三，为防止黑客截取信号并进行信息欺骗，应当对信息进行加密传输，在智能监控平台后端安装加密机，并在“电子手铐”植入加解密芯片，利用综合算法对通讯信息进行高度加密，以保护用户的信息不被包括黑客在内的第三方窃听，有效地保障信息传输安全。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