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货币应用调研论文工作论文｜国际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态势与启示|上海羊羽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工作论文｜国际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态势与启示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金融杂志，作者姚前

随着欧美日等全球主流央行的加入，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正加速推进，数字货币时代或将不再遥远。

最新一期NFR工作论文《国际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态势与启示》总结和分析了数字美元、数字欧元、数字日元等央行数字货币项目的政策背景、主要动机和技术特征，并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欧美日等央行普遍认为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他们的兴趣是将央行数字货币用于改进跨境支付以及改善现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开展更加开放、灵活和高效的券款对付（DVP）。

☞在技术路线上，各国央行均采取包容开放的思路，不拘泥某一预设路线，且高度关注分布式账本技术以及加密货币的潜力。

☞美联储探索创建高吞吐量、低延迟和富有弹性的数字美元交易处理系统，其混合架构采用开放式创新模式，代码开源。这种开放式创新模式，值得各国在CBDC研发实践中加以学习借鉴。

* 本文为NFR工作论文《国际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态势与启示》，作者为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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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态势与启示

文 | 姚前

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不断加大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CBDC）的研发力度并取得了诸多阶段性成果。其中尤为引入注目的是美元、欧元、日元等主流国际货币先后发布数字化计划和相关报告。他们的加入意味着全球央行数字货币格局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文试图总结和分析数字美元、数字欧元、数字日元等央行数字货币项目的政策背景、主要动机和技术特征，从中得到有益政策启示。

数字美元

汉密尔顿计划

“汉密尔顿计划”（Project Hamilton）是美国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开展的CBDC创新研究项目（Digital Currency Initiative，DCI）。这项计划已持续开展数年，但细节并不为外人所知。2022年2月3日，美国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发布题为“为央行数字货币设计的高性能支付处理系统”（A High Performance Payment Processing System Designed for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的技术报告，总结了汉密尔顿计划第一阶段进展。

汉密尔顿计划第一阶段的第一个目标是探讨CBDC系统的性能，即从技术上研发一种高吞吐量、低延迟和富有弹性的CBDC交易处理系统。 具体性能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5秒内完成99%交易，包括完成交易验证、交易执行以及向用户确认交易，处理速度与美国现有银行卡支付以及银行间即时支付系统的相应指标不相上下；二是根据美国目前现金和银行卡交易量以及预期增长率，该系统每秒至少处理10万笔交易，且能随着后期支付量的增长不断扩展。

第二个目标是探讨CBDC系统的韧性 。为维持公众对CBDC的信任，CBDC系统必须确保服务连续性且资金可用。系统韧性的研究重点在于，当多个数据中心发生故障时，如何保证系统访问不中断，数据不丢失。

第三个目标是探讨CBDC的隐私保护 。汉密尔顿计划认为，最安全的隐私保护方法就是从交易伊始就减少数据收集，因此在CBDC交易系统中设计了一种尽量减少交易数据留存的方案。

美联储数字货币原型系统设计

1.币的形式：未花费的交易输出（Unspend Transaction Output，UTXO）

汉密尔顿系统有三类参与者：交易处理器（transaction processor）、发行方（issuer）和用户（users）。交易处理器记录CBDC，并根据指令验证和执行相关交易。同比特币一样，汉密尔顿计划采用UTXO的货币表达式 。CBDC仅能通过发行方的行为而进出系统，发行方铸币（mint）增加交易处理器中的资金，赎回（redeem）则减少交易处理器中的资金。用户执行资金转移（transfer）操作，以原子方式变更资金所有权，但存储在交易处理器中的资金总额不变，变化的是资金的权属。用户使用其数字钱包的公钥/私钥来处理和签署交易。资金转移交易过程中，使用付款方的未花费资金就是交易输入（inputs），生成新的未花费资金就是交易输出（outputs）——包括收款方和找零给付款方的未花费资金。一项有效交易必须保持平衡：交易输入值之和须与输出值之和相等。

未花费资金定义为三元组utxo:=（v，P，sn）。其中，v为金额，P为安全锁锁头（encumbrance predicate，可以理解为持有者公钥），sn为序列号（serial number）。发行方的铸币操作会创建新的未花费资金，并将UTXO添加到交易处理器存储的UTXO集合，而赎回操作则从UTXO集合中删除已有的未花费资金，使其不可重复使用。发行方必须为新铸UTXO选择唯一序列号。将其设置为均匀随机数或单调递增计数器值（发行方铸造第i个UTXO时，会将其序列号设置为i）均可。

2.分离验证与UTXO压缩

在汉密尔顿系统中，交易处理器验证交易的正确性，并通过删除输入和创建输出来执行交易。验证分为交易局部验证（transaction-local validation，无需访问共享状态）和存在性验证（existence validation，需要访问共享状态）。对于这种分离，汉密尔顿系统设计了专用组件——哨兵（sentinels），专门用于接收用户交易并执行交易局部验证。 局部验证内容包括：核实交易格式正确；确认每个输入都有适用于其花费输出的有效签名；确认交易保持平衡（即输出之和等于输入之和）。如果交易符合标准，哨兵将向负责存在性验证的执行引擎转发交易，否则就仅向用户提示交易错误。

存在性验证主要核验未花费资金是否存在。为了实现隐私保护，汉密尔顿系统将资金作为不透明的32字节哈希值存储在未花费资金哈希集合 （Unspent Funds Hash Ｓet，UHS），h := H(v，P，sn)，而不是存储完整的utxo := (v，P，sn)，其中H是一个哈希函数，汉密尔顿系统使用了SHA-256算法。通过不存储详细资金信息的UHS集合替换UTXO集合，不仅有助于隐私保护，而且减少了存储要求并提高系统的性能。

为了进行存在性验证，系统需要预先将通过局部验证的交易转换为应用于UTXO哈希集合的交易，该过程被称为压缩（compaction）。具体而言，由哨兵计算输入UTXO的哈希值，并将输入UTXO与输出安全锁和价值一起，导出输出UTXO的序列号，从而计算输出UTXO的哈希值，然后将这两个哈希列表发送给保存UHS的交易处理器，进行存在性检查和执行。

3.存在性验证与UHS互换

假定某交易已通过交易局部验证并进行了压缩转换，交易处理器将按如下方式更新UHS集合 ：检查UHS集合是否存在所有交易的输入UTXO，如果有输入UTXO缺失，那么中止进一步处理，否则，处理继续进行，交易处理器从UHS集合中删除该交易的输入UTXO对应的UHS，并将新创建的与输出UTXO对应的UHS添加到UHS集合中。一删一增，汉密尔顿计划将这一操作称为互换（swap）。

4.高性能架构

为实现高吞吐量、低延迟以及高容错性的交易处理，汉密尔顿计划设计了两种架构。第一种是原子服务器（atomizer）架构 ，系统利用排序服务器为所有交易创建线性的历史记录。第二种是两阶段提交（two-phase commit，2PC）架构 ，系统并行执行数笔无冲突交易（即那些不会支付或收到同笔资金的交易），而不创建统一排序的交易记录。

在这两种架构中，UHS都可实现跨服务器分区，提高吞吐量并不断扩展。执行单笔交易通常涉及多个服务器，每种架构使用不同技术协调一笔交易在多个服务器中的一致应用。中心化的原子服务器架构使用Raft协议对所有来自于哨兵验证过的更新排序，然后将这些更新应用于全系统。2PC架构则利用分布式共识节点来执行原子交易和可串行化所需的锁定，使用不同资金的交易不会冲突，可以并行执行；一旦某有效交易的资金被确认为未花费，交易就能连续进行，可同时批量处理多笔交易。

汉密尔顿计划第一阶段的实验结果

汉密尔顿计划在第一阶段开发了两套完整的计算源代码或代码库。一个是中心化原子服务器架构的代码库，每秒能够处理大约17万笔交易，其中99%的交易尾部延迟不到2秒，50%的交易尾部延迟为0.7秒。由于原子服务器无法跨多个服务器进行分片，因此尽管可以将原子服务器状态机中的功能简化为只对一小部分交易进行输入排序和去重，但该架构的系统吞吐量仍有限。也就是说，对有效交易进行强排序的设计会限制吞吐量。

另一个是2PC架构的代码库，每秒能够处理170万笔交易，其中99%的交易可在1秒之内完成，50%的交易尾部延迟不到0.5秒，远高于设定目标需要达到的每秒10万笔交易的基本要求。此外，2PC架构若添加更多共识节点，还可进一步提高吞吐量，且不会对延迟产生负面影响。

以上代码已经开源，汉密尔顿计划称之为“开源央行数字货币项目（OpenCBDC）”，目的是促进人们在CBDC研究上进一步合作。

特征分析

1.与电子现金（E-cash）的比较分析

1982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和密码学家大卫•乔姆（David Chaum）发表了一篇题为《用于不可追踪的支付系统的盲签名》的论文。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RSA算法（RSA algorithm）的新密码协议——盲签名（blind signature)。利用盲签名构建一个具备匿名性、不可追踪性的电子现金系统，这是最早的数字货币理论，也是最早能够落地的试验系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其中有两项关键技术：随机配序和盲化签名。随机配序产生的唯一序列号可以保证数字现金的唯一性；盲化签名能够确保银行对该匿名数字现金的信用背书。

汉密尔顿计划采用了与E-cash相似的思路：一方面，通过全局唯一且每次交易都需要系统验证的序列号，保证货币（UTXO）的唯一性；另一方面，采用中央处理模式，并利用加密算法实现系统的安全与抗攻击性。

但汉密尔顿计划克服了E-cash的不足。在大卫·乔姆建立的E-Cash模型中，每个使用过的E-Cash序列号都会被存储在银行数据库中。随着交易量的上升，该数据库就会变得越来越庞大，验证过程也会越来越困难。而汉密尔顿计划通过分离验证和压缩处理，尽可能减少交易处理器的存储计算压力，并利用分片技术和高性能架构，从而大幅提升交易性能 。

简言之，已花费的交易输出与未花费的交易输出，是两种相反相成的设计思路。后者优化了前者面临的数据无限膨胀的问题，这也是比特币超越E-Cash的精髓所在 。显然，汉密尔顿计划对此心知肚明。

2.与比特币的比较分析

与比特币相似，汉密尔顿计划对币的设计也采用了UTXO模式。但二者的区别在于： 比特币的区块链存储了所有UTXO信息；而汉密尔顿计划没有采用区块链模式，币不可简单追溯，且其交易处理器并未存储UTXO明细信息，仅存储UTXO的哈希值 。尤其是，汉密尔顿计划的信任基础与比特币的分布式共识机制完全不同 ，其平台将由可信任的中心机构管理，共识算法仅用于协调系统中各分区服务器的一致性，更类似于第三方支付后台的分布式系统设计。

在防止双重花费、无重放攻击等威胁方面 ，比特币采用的是工作量证明机制（Ｐroof of Ｗork，PoW），而汉密尔顿计划的设计则依靠哈希算法，且高度依赖发行方和交易系统的安全可信。

具体来说，对于汉密尔顿交易处理器中的每次转移，其UTXO输出的序列号都是经过哈希算法处理后所确定，只要从原始铸币交易开始的序列号是全局唯一的，后续递推得到的每个UTXO序列号也将均具有全局唯一性，不会与过去或未来UTXO集合中的任何其他项重合。序列号的全局唯一性不仅是一个技术细节，而且可达到两个效果 。一是无双重花费。互换操作会将UTXO永久标记为已花费。由于序列号是唯一的，因此任何UTXO只能被花费一次，且在花费后不能被重建。二是防止重放攻击。因为每笔交易都对应着具有全局唯一性的一个或多个UTXO输入，其签名将覆盖整个交易，包括相关的所有输入和输出。因此，一个交易的签名对除此交易外的其他任何UTXO（包括未来创建的UTXO）都无效，而且，交易无法被复制，同一笔交易也不能被多次执行。汉密尔顿计划设计的风险点在于：中心机构是否一定可信？发行方铸币的序列号是否全局唯一？交易处理器是否足够安全从而可保证存储的UHS集合不被篡改？

简言之，虽然比特币和汉密尔顿计划都使用了UTXO的数据模型，但汉密尔顿计划维护的是一套中心化的哈希登记系统，而比特币维护的是一套分布式的区块链哈希登记系统。

3.其他比较分析

汉密尔顿计划的技术报告引用了笔者在2018年国际电信联盟(ITU)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论文。该论文主要是对数字人民币原型系统的综述，核心思想为“一币、两库、三中心”的技术架构（《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原型构想》，见《中国金融》2016年第17期），以及基于银行账户与数字货币钱包分层并用的双层业务架构（《数字货币和银行账户》，见《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第7期）。

汉密尔顿计划当前的整体架构可以表达为“一币，一钱包，一中心” 。一币指的是数字美元，即中央银行签名发行的以UTXO数据结构表达的加密数字串；一钱包是指个人或单位用户使用的数字货币钱包，也是存储用户公私钥的载体；一中心是指交易登记中心，记录存储数字货币未花费交易资金的哈希值，完成数字货币产生、流通及消亡全过程的权属登记。

在数字货币设计方面，两个原型项目都强调加密数字串的货币属性和央行负债的属性。在流通环节，两个项目都以钱包为主要载体，强调用户对数字货币的拥有和操作权限。在交易确权登记方面，两个项目都设计了交易登记中心，也设计了“网上验钞机”。总体来说，两个原型项目在设计理念层面有相通之处，均采用了中心化加密货币思路，交易处理“一次一密”，充分考虑了数字货币的安全性。技术路线又不囿于区块链技术，既吸纳了其中的先进成分，又摈弃了可能的技术堵点。

两个项目不同之处在于，汉密尔顿计划第一阶段没有探索中介的技术角色以及如何实现用户隐私与合规性的平衡；笔者提出的数字货币原型系统则考虑和设计了中介机构的角色，并提出认证中心和登记中心分离的设计思路，既可实现隐私保护又能满足监管合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汉密尔顿计划通过层层哈希计算，在登记服务器存储的是交易信息的哈希，而不是明文信息，降低了系统开销，在隐私保护的考虑上更为精细。

数字欧元

从审慎保守到积极进取

总体来说，欧洲国家同美国一样，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态度相对保守。在2020年之前，只有少数国家对央行数字货币感兴趣。主要是英国和瑞典。2016年，英格兰银行副行长本·布劳德本特讨论了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带来的狭义银行影响。对此，英格兰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学家库姆霍夫和诺恩在2018年发布工作报告，提出CBDC的“四项核心设计原则”，包括“CBDC利率自由浮动、不与准备金互换、不与银行存款按需兑换、仅对合格债券发行”，以避免CBDC对商业银行的冲击，并依据CBDC系统内参与者的不同，构建三种不同的系统模型，建立CBDC交易所。英格兰银行自身没有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研发，但在英格兰银行的建议下，研究人员提出并开发了一个名为RSCoin的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瑞典则于2017 年3月启动“E-Krona”项目，探索电子克朗的应用。

一直以来，欧洲中央银行似乎更关注数字货币技术的应用潜力，其与日本央行在2016年12月启动一项名为“Stella”的联合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研究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中的应用，评估现有支付体系的特定功能是否能够在DLT环境下安全高效地运转。

但对于是否研发数字欧元，欧洲中央银行则秉持审慎态度。这或许与其领导者有一定关系。2018 年 9 月，时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表示，由于基础技术缺乏稳健性，欧洲央行和欧元体系没有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计划。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在 2019 年 5 月的德国央行研讨会上表示，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可能会破坏金融体系稳定、加剧银行挤兑风险。而2019年11月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上任则大幅扭转了欧洲央行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态度。拉加德在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时就高度关注数字货币的潜力。2020 年 5 月，法国央行宣布已成功完成了有关数字欧元的首次测试。2020年10月，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数字欧元报告。2021年7月，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启动数字欧元项目并开展相关调查研究。根据新闻公告，欧洲央行将在2年期间与成员国央行组成的欧元系统对数字欧元进行设计开发，并决定是否发行数字欧元。

Stella项目

迄今为止，欧洲中央银行与日本央行联合开展的Stella项目共开展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7年9月探索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在大额支付场景中的应用；第二阶段是2018年3月在DLT环境中实现券款对付（DVP）；第三阶段是2019年6月探索基于DLT的跨境支付创新解决方案。

第一阶段 的具体试验包括测试交易节点数量、节点间距离、有无流动性节约机制（LSM）、节点故障、格式错误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基于DLT的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实时全额支付系统（RTGS）的性能需求，且常规的流动性节约机制在DLT环境下是可行的。二是网络规模和性能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增加节点数量将导致支付执行时间增长。至于节点距离对性能的影响，则取决于网络的设置条件。三是DLT网络可以较好地应对验证节点故障和数据格式错误的问题。

第二阶段 探讨了两种基于DLT的DVP模式：单链DVP和跨链DVP，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一是DVP能够在DLT环境中运行，但受到不同的DLT平台的特性影响。二是DLT的“跨链原子交换”功能为分类账之间的DVP提供了一种新实现方法，可以确保（相同或不同DLT平台的）分类账之间的互操作性，而不必要求它们之间的连接和制度安排。三是跨链DVP安排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复杂性，并可能引发额外的挑战。

第三阶段 提出了一种泛账本协议，即在不同种类的账本之间通过协议实现支付的同步性，同时评估了不同跨账本支付方式的安全和效率影响。

数字欧元动机

2020年10月欧洲央行发布的《数字欧元报告》是其发布的首份有关数字欧元的综合报告。报告阐述了设计数字欧元的核心指导原则，分析了发行数字欧元的原因、影响、法律、功能和技术方面的考虑以及相关后续工作。

数字欧元报告指出，尽管目前现金仍然是主要的支付手段，但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以及消费者对即时性的日渐需求，欧洲公民的支付方式正在发生改变，因此为了确保消费者能够继续不受限制地获取央行货币并且满足其在数字时代的需求，欧洲央行理事会决定推进有关数字欧元发行的工作。

从报告的口吻看，推出数字欧元的必要性似乎不是立足于当下，而是面向未来。报告基于一系列的可能情景分析了发行数字欧元的理由，并提出不同情境下，要实现既定目标，数字欧元所应满足的条件。

一是促进经济数字化 。数字欧元应紧跟最新科技，最佳地满足市场在可用性、便捷性、速度、性价比以及可编程性等方面的要求。为使数字欧元可用，整个欧元区应当实施标准、可互操作的前端解决方案，并且数字欧元应可与私人支付解决方案互操作。

二是应对去现金化 。目前现金支付仍是欧元区的主要支付方式，份额占比在一半以上。但在新冠疫情的新形势下，人们对非接触式支付方式的偏好可能会上升。数字欧元应匹配现金最关键的特征，允许公民继续像现在那样用现金完成更多的支付，比如使用价格低、安全、无风险、易于使用、允许快速支付等。

三是应对货币竞争 。许多国家中央银行正在研发本国央行数字货币，同时包括大型技术公司在内的私人机构正在开发以非欧元计价的支付解决方案，例如全球稳定币。这些发展可能导致货币替代，挑战欧洲货币主权和稳定。为此，有必要发行数字欧元，确保欧洲公民能够享受基于前沿技术的支付服务，保持欧元的全球声誉。数字欧元应具备技术上的前沿性特征，在吸引力方面足以匹配外国货币或者非监管实体发行的货币。

四是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 。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帮助消除政策利率零下限，从而在现金短缺的情况下增加在危机情况下可用的政策选择。虽然目前尚不明确数字欧元是否可以成为加强货币政策的工具，但未来可能会在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或因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而具备该作用。

五是后备支付系统 。私人卡支付计划、在线银行业务以及自动取款机（ATM）现金提取服务一旦中断，可能会严重影响零售支付并在总体上削弱对金融系统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数字欧元可以与现金一起构成应急机制，这样即使没有私人解决方案也可以继续使用电子零售支付。

六是增强欧元国际地位 。欧洲中央银行如果不跟上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欧元的国际地位将受到损害。同时，通过提高不同货币支付体系的互操作性，数字欧元可以帮助填补现有跨货币支付基础设施，尤其是汇款转账的空白或解决其低效问题。

七是改善货币支付系统 。设计良好的数字欧元可能有助于降低欧元区支付系统的总体成本和生态友好。

数字欧元特征

数字欧元是欧元体系的直接负债，是无风险的中央银行资金，它可以与欧元的其他形式（如钞票、中央银行储备和商业银行存款）同等程度地兑换。

数字欧元报告着重强调了欧洲中央银行对数字欧元的控制。 一是在数量上，应始终处在欧洲中央银行的完全控制之下。二是在技术上，提供数字欧元的后端基础设施可以是集中的，所有交易都记录在中央银行的分类账中，或者将责任分散到用户和/或受监督的中间商，提供不记名数字欧元服务。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后端基础设施最终都应该由央行控制。报告还强调，终端用户解决方案提供商和参与提供数字欧元服务的任何私营部门都应与中央银行的后端基础设施连接，以确保最高形式的保护，防范未经中央银行授权擅自创建数字欧元的风险。

根据技术模式，数字欧元方案可分为集中模式与分散模式 。在集中模式，最终用户可以在欧元体系提供的集中化数字欧元基础设施中持有账户。这类账户将允许用户通过电子转账方式在其他形式的货币之间存取数字欧元，并以数字欧元进行支付。分散模式则采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或通过本地存储方式（例如使用预付卡和移动电话功能，包括离线支付），允许终端用户之间转让不记名数字欧元，中间不需要授权第三方在交易中扮演任何角色。

根据私营部门的角色，数字欧元方案可分为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 。在直接模式中，中间商只是看门人，提供用户与欧洲体系基础设施之间的技术连接，并验证最终用户的身份，处理了解客户（KYC）等活动；而在间接模式中，中间商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结算代理，代管客户的中央银行账户，代表客户执行数字欧元交易。

数字日元

与欧央行亦步亦趋

从现实行动看，日本央行在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方面似乎选择了跟随策略，与欧洲中央银行保持高度一致。日本央行与欧洲中央银行联合开展Stella项目。在2020年之前，日本央行同欧洲中央银行一样，对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持保守态度。但随着欧洲中央银行政策态度的转变，日本央行也在2020年10月继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数字欧元报告之后，发布了日本央行数字货币方案。

2021年4月，日本央行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的概念验证（PoC）实验，测试CBDC所需的核心功能和特性的技术可行性。概念验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央行将为CBDC系统开发一个测试环境，并针对CBDC作为支付工具的核心基本功能（即发行，分配和赎回）进行实验；第二个阶段，央行将在第一阶段开发的测试环境中实施CBDC的附加功能，并测试其可行性。

2022年1月，日本央行（BOJ）行长黑田东彦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数字日元问题，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将在2026年进行判断”。

主要动机

关于数字日元的动机，日本央行数字货币方案的表态与数字欧元报告如出一辙，它认为“暂时没有必要引入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因为流通现金对名义GDP的比率很高，约为20％”，但“考虑到技术创新的迅速发展，未来公众对央行数字货币的需求可能会激增。尽管日本银行目前尚无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计划，但从提高整个支付和结算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的角度来看，日本银行认为，做好充分准备，用适当的方法应对情况变化很重要。因此决定发布其‘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方案”。

所谓的“提高整个支付和结算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一方面是指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有助于解决各类支付平台的互操作性难题，尽管这并不一定是唯一的最优选择，另一方面则是指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可以顺应技术发展新趋势，打造一个适合数字社会的新型支付和结算系统。

特征分析

根据日本央行数字货币方案，数字日元是一种新型数字中央银行货币，与中央银行的银行活期存款不同。它是一种支付工具，由中央银行直接负债 。数字日元的发行拟采用中央银行和私营部门的双层运营架构 ，也就是说日本央行通过中介机构间接发行数字日元。数字日元报告指出，数字日元所具备的核心功能包括以下特征。

一是普遍获取 。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使用CBDC，用于转移和支付的设备或卡片应具备易用性和可携带性。此外，也很重要的一点是确保设备或卡片可免费使用或者极度便宜，这样所有人都可以用得起。

二是安全性 。如果要发行CBDC，则需要克服在线服务因使用计算机网络所固有的弱点，因为它可能会遇到伪造和欺诈等网络攻击。非法活动会导致人们对货币的信心丧失，这也是中央银行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因此，要实现安全的CBDC支付，就必须使用防伪技术并增强安全性以防止各种非法活动。

三是韧性 。为了使CBDC实现随时随地使用，终端用户应始终可以全年无休地使用CBDC系统。考虑到日本频繁发生自然灾害，能做到在系统和网络故障以及停电时支持脱机使用也很重要。

四是即时支付能力 。作为央行货币，CBDC应提供交易的结算最终性和类似于现金的即时付款功能。此外，CBDC应可以满足与现金相同的诸多交易类型，包括个人对企业和个人对个人支付。因此，为了使终端用户能够快速结算经常性支付，CBDC需要具有足够的处理能力和可延展性，以为将来广泛使用CBDC做好准备。

五是互操作性 。CBDC可以充当数字社会特有的有别于现金或中央银行存款的支付平台，因此，CBDC系统必须确保与其他支付和结算系统的互操作性，并具有灵活的体系结构以适应未来的变化，包括私人支付服务的发展。

主要启示

欧美日等全球主流央行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态度正从审慎保守转向积极进取 ，数字美元、数字欧元、数字日元等全球主流货币的入局，势必将大大加速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央行数字货币时代将不再遥远。

各国央行普遍认为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并强调中央银行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数量管控。 新加坡的Ubin项目、加拿大的Jasper项目以及欧洲中央银行与日本央行联合开展的Stella项目进展迅速，已基本完成。他们的实验基本上延续了“从批发支付到券款对付（DVP）、再到跨境支付”的思路。他们最为关注如何将央行数字货币用于改进跨境支付以及改善现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开展更加开放、灵活和高效的券款对付（DVP） 。

在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上，各国央行采取高度开放的思路，不拘泥一某种预设路线。 技术模式可以是集中的，也可以是分布式的，可以基于账户，亦可以基于代币。可以直接运营，亦可以双层运营。美联储的汉密尔顿计划不仅充分吸收了E-cash、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优点并规避了可能的缺点，而且有效吸纳了分布式系统的高性能、高容错架构设计。从已开展的实验项目看，各国中央银行高度关注分布式账本技术以及加密货币可编程性的应用潜力。

美联储的汉密尔顿计划还秉持开放、众智、敏捷的现代研发理念，主动将第一阶段代码进行了开源 ，创建了OpenCBDC项目并在github上公开。目前，汉密尔顿计划仍积极寻求外界对开源代码库的贡献以及吸纳新的工作组成员，旨在与各方一起共同推进CBDC研发。汉密尔顿计划这种开放式创新模式，无疑值得各国在CBDC研发实践中加以学习借鉴 。

参考文献：

[1]Bank of Japan.The Bank of Japan's Approach to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R]. Report. 2020.

[2]Chaum D. Blind Signatures for Untraceable Payments[M].Advances in Cryptology. Springer US, 1983:199-203.

[3]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Bank of Japan.Report on a Digital Euro[R]. Report. 2020.

[4]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Bank of Japan. Payment Systems: Liquidity Saving Mechanisms in a Distributed Ledger Environment [R]. Report. 2017.

[5]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Bank of Japan.Securities Settlement Systems: Delivery versus Payment in a Distributed Ledger Environment [R]. Report. 2018.

[6]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Bank of Japan. Synchronised Cross-border Payments[R]. Report. 2019.

[7]James Lovejoy, Cory Fields, M. Virza, Tyler Frederick, David Urness, Kevin Karwaski, Anders Brownworth, Neha Narula. A High Performance Payment Processing System Designed for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R]. MIT Media Lab Digital Currency Initiative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2022.

[8]姚前.数字货币和银行账户[J].清华金融评论,2017(7):63-67.

[9]姚前. 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原型构想[J].中国金融,2016(17):13-15.

OKEx Research荐读：IMF数字货币工作论文（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0年9月22日完成撰写了《跨境支付的数字货币：宏观金融的影响》一文，重点论述了跨境支付的数字货币的四种应用情景，以及对这些场景的具体分析。由于原工作论文较长，我们将其拆为三篇分别发布，本文是原工作论文的第一篇。

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CBDC，和全球稳定币（Global stable coin），简称GSC，作为数字货币的新形式，在跨境支付方面具有交易成本低，速度更快等优势，受到金融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采用了CBDC和GSC的四种假设情景，帮助说明其潜在的影响。情景1：在小范围内使用跨境支付；情景2：在一些国家范围内使用；情景3：全球使用；情景4：全球采用多极化。本文是这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我们随后还会推出第二篇与第三篇，分别就这四种情景对宏观金融和政策的影响加以讨论。IMF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当前数字化加速的进程中，旨在提出新政策，探讨变革方案，或审查现有的政策和业务。其立足于全球金融市场，抛出新概念的解析，为我们理解数字货币的概念以及应用场景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由研究院助理分析师Angela和Cici Chen翻译，首席分析师William负责审稿。

概要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扩展了国内外采用新形式数字货币交易的前景。其中包括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s）和由大型科技公司或平台提出的所谓的全球稳定币（GSCs）。

本文探讨了跨境采用和使用CBDCs 和GSCs的激励机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并讨论了潜在的宏观金融效应。

国际货币的使用反映了发行国的经济权重，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因素。此外，货币的三个功能（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储存）之间的强大网络效应和协同效应就成为了自我强化的机制:一旦货币占主导地位，它就倾向于保持主导地位。

此外，在国内交易中对外国货币的使用情况（“货币替代”）取决于货币稳定的程度和其他国家的环境，包括法律框架和规章等。

然而，数字化可能会以不同于传统动态的方式推动货币的国际化使用。 CBDCs和GSCs则通过扩大竞争、增加服务准入机会，并且通过移动设备推进金融包容性和在全球规模的社交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上提供互补服务的可能性的方式，来希冀降低交易成本。

经济后果和政策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的程度。由于后者是难以预测的，本文提出了不同程式化的采用场景，以检查潜在的后果。这些范围从在小型跨境支付的情形使用，到在部分国家的普遍采用，再到单一GSC的全球采纳，或少数主要以CBDCs和GSC之间激烈竞争为特征的多极世界。呈现场景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和探索采用的可能含义，而这并非是为了预测具体的结果或判断它们的可取性。

在全球层面，由于采用CBDCs和GSCs而产生的货币竞争从长期来看可以改善风险分担。

跨国采用数字货币也会带来风险和政策挑战。外国CBDCs和GSCs可能增加货币替代的压力，并加剧货币错配带来的脆弱性，同时可能会降低地方政府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如果没有适当的保障措施，它们可能会加速非法流动，使得管制当局难以执行外汇限制和资本流动等管理措施。在GSCs的情况下，还存在与它们的治理相关的额外挑战。

除了国内优势外，跨境使用 CBDCs 还可以帮助发债国的企业和家庭更好地管理风险（例如，发行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债务）。但如果它有意加强金融一体化，而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却没有相应的发展，那么发行国则可能会更容易受到全球

总的来说， CBDCs 并没有从质的上改变货币国际化的经济力量，而是在数量上加强了货币替代和货币国际化背后的激励机制。不代表独立计价单位的GSCs在货币效应方面与 CBDCs 类似，但却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定，因为其可能会遭受一轮又一轮的信任危机。代表新的独立计价单位的GSCs同样可以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但可能对全球货币和金融稳定产生更根本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普遍的成员国身份，并肩负着维护国际货币和金融稳定的使命，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双边和多边监督和能力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考虑到这些发展的宏观金融效果和政策影响。

介绍

A. 概述

1. 数字货币的新形式正日益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其中包括某些国家目前所设想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s），以及大型科技公司或平台（“Big Techs”）提出的所谓的全球稳定币（GSCs）。引入CBDCs 和GSCs的潜在动机各不相同。一些人将其视为促进点对点或点对业务交易的支付解决方案，尤其是跨境交易，其他人则认为它们是大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补充。最近，在COVID-19疫情危机之后，各国政府也在探索CBDCs，作为在紧急情况期间向弱势群体（包括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提供财政援助的快速而直接手段。

2. 货币和支付的数字化有可能冲击国际金融体系。近来，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突破和成本的降低，以及移动设备的普及，极大地增加了个人和企业对以前仅由金融机构使用的支付工具的可访问性（例如，中央银行的余额实时转移）。与此同时，像区块链这样的分布式账本技术（DLT）使得使用数字代币在点对点系统上转移价值成为可能，而不必通过中央机构（例如，商业或中央银行），在海外支付可能就像发一封电子邮件一样简单。因此，当前的国际货币格局可能会被重新配置（图1），这种格局是建立在关联着遍布全球的不同地点和时区的银行系统的基础上的。

3. CBDCs和GSCs可以降低跨境支付的成本，让家庭和小型企业更容易获得金融服务。基于112个国家的样本，国际清算银行（BIS）（2020年，第84页）报告称，200美元的银行跨境汇款的平均总成本超过汇款价值的10％。2019年，向发展中国家的汇款超过5500亿美元，超过了外国直接投资和投资组合流动。与此同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非和中东，没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比例超过50％（BIS， 2020年，第72页），这就导致了大多数人无法获得银行服务，包括跨境支付。上述成本大部分是金融中介机构的服务费和成本回收。因此，虽然难以量化其好处，但CBDCs和GSCs显然有潜力通过扁平化多层次的代理银行结构和缩短支付链来显著提高效率。

4. 与此同时，外国CBDCs和GSCs可能会加大国家当局实施独立货币政策和控制国内金融状况的难度。通过增加国内使用外币的可获得性，CBDCs和GSCs可能增加货币替代的压力，并加剧货币错配风险。如果没有适当的保障措施，它们可能会促进非法流动，使监管当局难以执行外汇限制和资本流动等管理措施。虽然数字技术在监管和监督中的应用（“RegTech”和“SupTech”）可以增强当局执行合规的能力，但其有效性仍有待提高。

5. 接受CBDC和GSC的规模和范围将受到强大的网络效应的影响，但也将取决于设计特点、国家环境、法律框架和法规。数字化有可能破坏现有的跨境货币使用均衡。这些新形式的数字货币的一些属性可能会以不同于现有动态的方式推动采用进程。它们通过减少对银行的依赖来降低交易成本，通过移动设备拓宽服务渠道，促进金融包容性，并开启了在全球规模的社交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上提供互补服务的可能性。因此，有可能设想各种似是而非的采纳和使用结果。此外，GSCs的崛起可以追溯到私人部门在货币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大型科技公司不仅提供商品和服务，还提供可以影响许多国家货币政策的支付工具。

6. 政策制定者将面临应对数字货币跨境使用的挑战。作为对外国央行和大型科技公司发行的CBDCs和GSCs的战略回应，央行可以发行自己的CBDCs，但如果当地货币政策框架缺乏可信度，这未必有助于对抗货币替代。央行可能不得不调整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以便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受损时能够更好地应对冲击。对于决定发行CBDCs的央行来说，这样做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有助于其货币国际化或获得储备货币地位，但可能会使其自身货币政策的实施复杂化，因为外国使用其CBDCs可能会增加资本流动的波动性。随着数字货币新形式的兴起，可能会呼吁政策制定者协调法律和监管框架，管理数据使用和共享、竞争政策、消费者保护、数字身份和其他与数字经济有关的重要政策问题。

7. 本文探讨了CBDCs和GSCs跨境使用的程式化场景，以说明和探索它们可能的含义。这并不是为了预测具体的结果或判断它们的可取性。假设的场景范围从在小型跨境支付的情形使用，到在部分国家的普遍采用，再到单一GSC的全球采纳，或少数主要以CBDCs和GSC之间激烈竞争为特征的多极世界。利用这些场景作为阐述手段，分析旨在阐明以下问题:这些可带来广泛跨境使用场景的新形式的数字货币有什么特别之处？跨境采用CBDCs和GSCs可能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金融稳定、资本流动和国际储备的需求和供应的机制是什么？国家当局可以考虑采取哪些潜在的政策来平衡效率收益与风险？此外，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受损的情况下，其他政策需要如何调整，以使各国能够应对冲击？

8. 该文件向董事会提供了关于跨境数字货币与国际货币和金融稳定的相关性的非正式简报。这是解决跨境采纳并使用CBDCs和GSCs激励机制之间复杂相互作用及其宏观金融效应的初步尝试。虽然本文对这种宏观金融效应的政策含义进行了初步分析，但并没有提出政策建议。规范的政策讨论需要进一步的福利分析和更广泛的公众辩论。总的来说，本文发现，CBDCs并没有从质地改变导致货币国际化的经济力量，因为它们只是现有法定货币的数字形式，但在数量上，它们可以加强货币替代和货币国际化背后的激励。不代表独立计价单位的GSCs在货币效应方面与CBDCs类似，但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定，因为它们可能会遭受一轮又一轮的信任危机。代表新的独立计价单位的GSC同样可以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但对全球治理构成挑战，因为GSC发行者的利润最大化目的可能与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相冲突。

B. 什么是CBDCs和GSCs？

9. CBDCs和GSCs是数字货币的新形式，体现了数字技术的最新发展。CBDCs是中央银行发行的一种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出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将重点关注零售CBDC，其被定义为一种广泛可访问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Mancini-Griffoli等，2018；30国集团，2020年）。GSCs是稳定币，一种私人数字货币，由大型科技公司发行，有广泛应用的潜力（图2）。稳定币可能不同于传统电子货币方案，因为他们并不一定保证可以以帐户单位内的预先确定的面值计价进行赎回。尽管这里将稳定币归类，出于方便和说明的目的，作为一种数字货币，并不意味着它们被IMF工作人员正式视为“通货”或“钱”。在专栏1中讨论了通货和金钱的法律适当定义。

10.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型数字货币可能比传统电子工具更便宜、更快，尤其是跨境支付。与信用卡相比，CBDCs和GSCs不会产生昂贵的互换或外国交易费用，部分反映了它们不需要信用卡交易背后的多层清算和结算基础设施。此外，它们可以通过点对点系统24小时实时转移，基本上绕过了代理银行关系（图1）。他和其他人（2017）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类比，可以帮助理解这些新形式的数字货币的本质。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在国内寄信与在国际上寄信有着根本的不同。价格显著不同，基础设施不同，处理跨境邮件需要为共享的国际协议，以及包装、跟踪和处理标准付费。这种情况仍然适用于目前的跨境支付（CPMI， 2020；FSB， 2020 b）。在互联网时代，发送给国内或国外收件人的电子邮件或短信却没有区别；两者都需要点击一下。消息就是消息；随着CBDCs和GSCs的兴起，支付在未来仅仅只是支付，不管收款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11. 私人数字货币在设计和价值稳定性方面存在差异，迄今为止，它们的使用受到了限制。我们强调两种主要类型。第一代加密资产（如比特币）以自己的计价单位计价，价格波动很大，这使得它们的价值存储能力很差。稳定币已成为传统加密资产不那么易变的版本。稳定币寻求通过将其估值与法定货币或其他现有资产挂钩、用资产（包括单独或作为一篮子的全球官方货币计价的资产）支持其发行，或通过使用算法管理其未发行的供应，来最小化价格波动。到目前为止，加密资产和稳定币都没有达到现金或已建立无现金支付方法的使用水平。

12. 大型科技公司似乎准备发行GSCs。个人和公司越来越依赖大型科技公司提供的平台彼此联系，交换商品和服务。这些得益于庞大的用户数量和捆绑不同产品能力所带来的网络效应的公司，可能会发行具有大规模应用潜力的稳定币。例如，Facebook及其合作伙伴宣布有意推出Libra，这是一种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完全由以储备货币计价的资产支持，其他大型科技公司也可能效仿。一开始，大型科技公司可能会选择将其GSCs与现有的法定储备货币挂钩，以产生对其价值稳定性的信任。但是，随着采用全球化，GSCs可能会与法定货币脱钩。它们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账户单位，除了用户的信任之外没有任何支持，用户可以接受它们作为支付。发行人可以通过遵循一套可靠的规则或原则（例如发行量和发行速度，支付的利息水平或收取的费用）来维护其价值，就像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一样，尽管不一定有相同的工具或目标。

13. 各国央行尚未发行CBDCs，但许多央行正在认真考虑发行。BIS最近对21个发达经济体和45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央行进行的一项调查（Boar和其他，2020年）表明，大约80％的央行正在从事CBDC相关的工作，40％的央行已经从分析研究进展到概念的实验或证明。发行CBDC的动机，却因国家而异，根据上述报告的主要包括：（ I ）提供现金以外的其他选择，并确保公众可以使用国家担保的付款

方式；（Ⅱ）减少在领土辽阔或交通不便的国家处理现金的成本；（Ⅲ）促进普惠金融，特别是针对没有银行账户的人群；（Ⅳ）提高国内特别是跨境支付的效率和安全性。大型科技公司发行的稳定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潜在应用，也可能促进人们对CBDC的兴趣。最后，在COVID-19疫情发生后，正考虑将CBDC作为一种能够迅速向家庭和企业支付政府支持的手段，此外也是一种比现金更卫生、符合社交距离需要的支付手段（Auer、Cornelli和Frost， 2020年）。

采纳和使用情景

A. 影响CBDC和GSC采用的因素

14. 货币的跨境使用分为两类：用于国际交易的货币使用和由外国实体发行的国内货币使用。在第一类中，国际货币充当交换，价值存储和单位账户的媒介，并用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外汇储备（图3）。在第二类中，外币代替本币进行国内交易，这种情况通常称为货币替代。下面我们回顾了在国际交易中以及在货币替代中推动货币使用的因素。附件一描述了目前的情况，并提出了国际上使用货币的各种指标。附件二提供了货币替代的程度，动态和持久性的典型事实。

15. 安全性，流动性，贸易联系，金融关系和地缘政治因素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货币在跨境交易中被不成比例地使用。价格稳定和对货币价值的信心（均源于货币当局的信誉）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货币作为计价单位和价值存储的作用（Eichengreen和Mathieson，2000；Hartmann和Issing，2002）。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发达程度越高，其他国家使用其货币进行干预或计价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就越大（Eichengreen，1998）。一个国家在世界产出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大，由于规模经济，其他国家使用该货币的可能性就越大（Eichengreen，1998；Frenkel和Sondergaard，1999； Frankel，2000）。国际货币的地位还受到发行国与采用和使用该货币的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例如，Eichengreen等人，2019年）。

16. 国际货币的使用受到强大的网络效应或因货币职能之间的协同作用而加强的外部性的影响。当使用服务或产品的私人价值随着其他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时，就会发生网络效应。一旦国际上建立了货币，许多人使用它的事实会增加其他人采用它的可能性。国际货币不同功能之间的协同增效可能会加强采用的网络效应。例如，美元作为贸易发票和支付的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提高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作用，反之亦然。因此，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一旦一种货币被确立为主导货币，它就倾向于处于自我调整的主导地位（He and Yu，2016； Gopinath and Stein，2018）。

17. 货币替代通常是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不健全和对政策机构缺乏信任的背景下发生的。高位和不稳定的通货膨胀阻碍了本国货币稳定地储存价值的能力。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本国货币的交换媒介和计价单位功能也会受到限制，因为家庭和公司旨在最大程度地减少快速贬值的货币的敞口，并更喜欢转换计价单位以避免不断重置价格。此类通货膨胀事件通常是由巨大的宏观经济压力和薄弱的政策制度（例如庞大的财政赤字以及缺乏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相互作用造成的（De Nicolo等，2005；Catao和Terrones，2016；Kokenyne等，2010）。外汇可兑换性的障碍有限，政府对外汇计价债务的担保，较低的外汇交易成本以及对银行和公司的外汇敞口缺乏监管限制，进一步提高了货币替代的可能性（Burnside等人，2001；Broda以及Levy Yeyati，2006年；Garcia-Escribano和Sosa，2011年）。

18. 除上述因素外，CBDC和GSC的某些内在属性也可以推动其采纳和使用：

降低交易成本。CBDC和GSCs通过省去中介机构并可能简化合规程序，具有降低跨境支付成本的潜力。它们可以通过更广泛的资产通证化帮助降低证券发行和交易的交易成本。

易于访问。获得外汇可能是一项挑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无论是实物交易还是通过银行账户访问，外汇访问的前提是要有实体基础设施。CBDCs和GSCs有可能克服这些障碍。此外，特别是如果发行人是一家私营公司，可以预先投资，其具体目标是接触更广泛的用户群。

获得补充服务或捆绑。具体来说，稳定币不仅仅是一种新型货币:它们可以提供进入更广泛服务平台的入口。中国支付系统的演变表明，电子货币供应商是如何通过捆绑服务来促进使用，大型科技公司发行的稳定币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微信Pay将电子货币转账与其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服务相结合，而支付宝则将其电子货币与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网站相连接。此外，两个主要的电子货币发行者都向他们的客户提供信贷服务。未来，Facebook等大型科技公司可能会遵循类似的模式，通过发行稳定币，将其现有的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服务分别与支付服务捆绑在一起。

19. 法律规定将严重影响CBDC和GSC的使用。虽然各国不应扼杀创新，但它们可以通过改变其法律框架，为CBDCs和GSCs的作用设定界限。重要的是，受援国可以决定在何种程度上以外币或GSC的名义结算合同。此外，外国CBDC在接受国的待遇可能取决于该CBDC在发行国的法律待遇（例如currency和法定货币地位）。此外，在设计CBDC时，各国需要决定是否允许非居民访问记录CBDC和CBDC转移的系统。GSC要在跨境交易中作为一种支付手段运作，就必须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性：这将要求GSC在法律特征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使之成为与支付功能相一致的工具。除了对GSC进行描述外，还需要明确定义代币持有人的权利以及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地位，并有必要仔细研究可能影响GSC正常运作的私法问题（见专栏1）。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提供更高清晰度和保护硬币持有人权利的GSC可能会得到更大的采纳。涉及GSC的交易的税收处理必须与涉及法定货币的等价交易（包括跨境交易）在实质上相似。

20. 监管框架在塑造CBDC和GSC使用的规模和范围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新形式的数字货币在其中运作的监管环境是零散的。这就留出了在有外汇限制的国家中，家庭和公司可以选择使用CBDC和GSC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可以帮助绕开某些限制。同时，鉴于对GSC处理的监管不确定性，以及对跨境CBDC或GSC所涉及的完整生态系统的有效监管能力的担忧，监管机构可能会做出重大让步，允许这些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运作，除非明确说明其金融稳定性影响和适用的监管框架（七国集团（G7）工作组，2019年）。

B. 假设情景

21. 本文给出了一些采用CBDC和GSC的假设场景（图4），以帮助说明其潜在的宏观金融影响。选择这些场景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可能的或可取的；相反，它们是作为程式化的例子设计的，以帮助分析不同程度采用CBDC和GSC的宏观金融影响。这些场景考虑了各个方面：出于什么目的（即，货币的功能）使用CBDC和GSC，在各国使用它们的程度如何，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当地货币以及发行人的类型-是否公开发行（CBDC）或私有（GSC），因为这可能需要不同的前提条件并具有不同的含义。

22. 场景1: 将利基用于跨境支付。由于其低成本和低效率，或者由于法律和监管对国际转账的目的和金额的限制，CBDC或GSC被用作小额交易的首选手段，例如跨境汇款。CBDC或GSC不会被持有很长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交易期间，在某些情况下是作为价值储存手段。CBDC或GSC将被兑换成当地货币进行国内购买，CBDC或GSC并不会取代当地的计价单位。

CBDC和GSC的便利性和可访问性使其成为交易通货。例如，CBDC和GSC无需开立持有外币余额的银行帐户，而是允许外国居民在没有银行帐户的情况下进行敞口交易，这在许多国家由于合规性要求或其他成本而很难获得。由于它们可以在24小时运行的点对点系统上转移，它们的使用简化了多层对应银行结构，缩短了支付链，减少了交易时间，并促进了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竞争。因此，跨境支付可能会变得更便宜、更具包容性，特别是在小额汇款方面。

23. 情景2：一些国家的货币替代率更高。与现有法定货币挂钩的外国CBDC或GSC会导致通货膨胀率高且波动性大、汇率不稳定的国家更多地使用外币。在这些国家，CBDC或GSC的使用非常密集，并大大取代了本国货币：作为价值储存（本身或以该货币获取资产），作为许多但不是所有交易（包括一些区域跨境贸易）的支付手段，作为一种常见的（但不一定普遍存在的）计价单位。此外，即使在具有可信政策框架的国家，采用全球服务中心也可能意义重大，因为它们可以促进与某些电子商务或社交网络平台有关的交易。平台可能不需要使用GSC，但可以通过激励措施鼓励使用GSC（例如，如果使用GSC，则平台上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更低）。

宏观经济条件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对CBDC和GSC的采用至关重要。在那些正与不太可信的货币政策制度和糟糕的价格稳定经历作斗争的国家，中央结算系统和全球结算系统的出现可能会由于更好的可及性而加剧货币替代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替代增加未必会导致福利减少。Gulde和其他人（2004年，第4页）指出，“在比较美元化和非美元化制度的金融脆弱性时，重要的是要说明美元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防范风险而产生的。”支付系统较不发达的国家可能会更多地采用外国CBDC和GSC，以此作为跨越式发展更好的支付和结算服务的一种方式，甚至对于本地交易也是如此。

24. 情景3：全球采用。单一的GSC在许多国家普遍采用，并取代当地货币作为价值存储、支付手段和计价单位；还广泛用于国际交易。 GSC是一个独立的计价单位，在跨多个国家的电子商务和/或社交平台上用作支付手段，它的价值可以通过发行人承诺一套可信的规则或原则来保持。例如，它可能会针对在这家大型科技公司的平台上出售的一篮子产品制定“价格稳定规则”。

如果全球范围内的大型高科技平台决定为其遍布全球的庞大客户群推出GSC，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将由与现有庞大客户群相关的网络外部性以及该平台所提供的代币与其他商品和服务之间的协同作用来驱动。此类GSC最初可以针对以现有储备货币计价的资产发行。鉴于大型科技平台的庞大客户群，GSC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快速采用。专门针对其客户网络推出的支付工具将有助于加强其业务模式。随着GSC的普及，网络效应将接管：代理商将开始在GSC中为合同开具发票，而金融中介机构将开始收集存款并通过以GSC计价的合同提供贷款。在某个阶段，一旦采用率达到某个临界水平，就可能不再需要与现有储备货币挂钩，以对GSC的价值产生信任，并且GSC可以成为法定货币。

25. 场景4:全球采用多极化。这是代表独立核算单位的几个主要CBDCs和GSCs之间的竞争场景。不同于主要用于国际交易和支付的单个GSC，以及用于世界范围内的国内使用（如场景3中所述），一些CBDCs和GSC在国际上同时用于国内和国际交易。在CBDCs的情况下，可能存在“货币集团”，其中各国为国际和国内交易选择一个共同的CBDC。对于GSCs，可能存在“数字货币区域”，即稳定币的使用不是由地理边界决定的，而是由使用它的电子商务和/或社交平台的边界决定的。这样的数字货币区域可以定义为一个网络，在该网络中，通过使用特定于该网络的货币进行数字支付和交易。换句话说，要么该网络操作的支付工具只能在内部参与者之间使用；和/或网络使用自己的计价单位，不同于现有的官方货币（Brunnermeier和其他，2019c）。第三种情况是，少数主要的CBDCs和GSCs之间可能存在货币竞争。

这种情况可能是各国央行和大型科技公司在数字时代货币竞争博弈中做出战略反应的结果。预计主要储备货币的央行发行CBDC或全球主导的大型科技公司发行GSC，其他央行和大型科技公司也可能推出自己的CBDC和/或GSC。通过互操作性，特定技术或系统的用户可以轻松地与使用其他技术或系统的用户进行交互，大大降低了交换成本。先发优势和既定主导标准的持续性可能不再那么强。基于这一思路，CBDC和GSC的崛起可能被证明是加速向储备货币多极世界过渡的冲击。事实上，在某些历史时期，几种主要货币似乎同时扮演了重要的国际角色（Eichengreen和Flandreau，2009年；Eichengreen、Mehl和Chitu，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