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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查了史书为古蜀国写的日记，解密三星堆的前传续集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三星堆博物馆馆藏。视觉中国供图

三星堆遗址2021年发掘现场，3号坑出土高70多厘米青铜尊。视觉中国供图

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金面具（左）。红星新闻王明平/摄

最近的“顶流”可能非三星堆莫属。冷门的考古吸引了大众聚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等联合为C位出道的“堆堆”推出了电音神曲《我怎么这么好看》；央视频连续10天推出《三星堆大发掘》不间断直播大赏，原来考古也是可以“追番”的。

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众星拱月”，古蜀国文明便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最早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三星堆遗址，称得上“横空出世”，却从来不是没有故事。史书对古蜀国的记载，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互为印证，正在为我们拼凑出一幅古蜀国历史的悠悠图景。

随着遗址的再度发掘和出土文物的接连“上新”，三星堆考古再次举世瞩目，为我们留下三星堆的古蜀国，也有望借此进一步揭开神秘面纱。

对于古蜀国历史，李白在《蜀道难》中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追忆。其实早在蚕丛之前，巴蜀大地就已经鸿蒙初开，升腾文明之光。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也早已翻越巴山，趟过蜀水，在巴蜀先民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互动中，阔步展开。

蚕丛鱼凫，开国茫然

古蜀国历史久远，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言“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之说。在上古神话谱系中，盘古开天辟地后有天皇、地皇、人皇相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是为最原始意义的“三皇”。

人皇时期，在黄河上游活动的羌氐等民族，沿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向南迁徙。其中一支部落在今天四川松潘县的岷江森林河谷中，发现了桑树和野蚕。他们观察到野蚕蚕茧可以溶解抽丝，柔韧性和舒适度远胜动物皮毛和植物麻布，遂捡拾野蚕蚕茧抽丝制作衣物，成为华夏民族中最早的制丝部落。据《说文解字》，“蜀，葵（桑）中蚕也”，蜀即野蚕之意，盛产野蚕之山为蜀山，这一部落遂被称为蜀山氏。随着文明的扩散，蜀山氏的制丝技术逐步传播到相邻的西陵氏等部落。

黄帝时期，西陵氏、蜀山氏与中原文明发生深度关联。据《史记》《世本》，黄帝曾迎娶西陵部落女子为正妃，是为嫘祖，二人育有玄嚣与昌意二子。嫘祖将母族的剥茧抽丝技术传播到中原，帮助黄帝带领中原部落联盟制作衣冠，由此开创华夏衣冠文明。

借助黄帝与嫘祖的联姻，四川与中原亲上加亲。经嫘祖介绍，中原得知抽茧制丝技术最早源于蜀山氏。也许是为了学习更完整的制丝技术，黄帝还为儿子昌意娶蜀山氏名为“昌仆”的女子为妻。黄帝驾崩后，昌意与昌仆的儿子高阳继承部落联盟首领，是为帝颛顼。颛顼即位后，“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蜀山氏加入中原部落联盟。

蜀山氏制丝主要依靠捡拾野蚕蚕茧，收获量较小且不稳定，不易扩大生产规模。野蚕生性孤独，在桑树上各据一叶，以保证食物充足。故扬雄《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谓之独”；《尔雅》云，“独者，蜀”，唐朝孔颖达注疏言，“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

要将习惯独居的野蚕强制聚集一起，需使用器皿。蜀地盛产竹子，但原始石刀只能砍竹，不能将竹子劈成篾片。经过从尧舜到禹夏上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技术摸索，中原终于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进入青铜时代。根据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推测，蜀山氏的一支从中原学习引进青铜技术，制作青铜刀具，将竹子劈成篾片、制成细眼竹筐，用以强制聚集饲养野蚕，并将其逐步驯化成家蚕。

《说文解字》言，“丛，聚也”。掌握了聚集饲养家蚕技术的蜀山氏支脉，被称为蚕丛氏。家蚕吐丝稳定量大，蚕丛氏可以较大规模地剥茧抽丝制作丝绸，并将丝绸输入中原开展贸易。三星堆遗址最新出土的丝绸制品残留物，印证了蚕丛氏养蚕缫丝技术的发达。

比三星堆4号祭祀坑所处的殷商晚期更早一些，大致为殷商中期，古蜀国历史从蜀山氏发展到蚕丛氏阶段，统治中心从岷江上游茂汶盆地迁徙到成都平原。依靠丝绸贸易积聚的经济实力，蚕丛氏的青铜冶炼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创造了足以与殷商媲美的青铜文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等大型青铜器，证明了古蜀国青铜技术的高超和青铜文明的发达。据《华阳国志》，蚕丛氏“其目纵”，以“纵目”即眼角上斜为形象特征。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纵目人面具，正是古蜀国蚕丛氏时期的考古印证。

武王伐纣时，蚕丛氏曾带领大军前往牧野助战，势力拓展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西周时期，深度联合起来的黄河流域各诸侯国，团结在周天子的旗帜下，阔步朝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综合实力更上一台阶。曾经在青铜时代和殷商文明同场竞技的巴蜀大地，与中原逐渐拉开差距，被视为蛮荒之地，“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甚至没有资格参加中原各国会盟；“君长莫同书轨”，度量衡规制、政治制度、文化亦是自成体系。

平王东迁，周朝进入东周时代后，“周失纲纪”，对包括古蜀国在内的各诸侯国控制力减弱，蚕丛氏开始称王。但不久，以柏灌鸟为族名的氏族短暂取代了蚕丛氏的统治地位，三星堆遗址从第二期开始出土的鸟型器物，反映了柏灌氏的崛起。之后，善于驯化水鸟帮助捕鱼的鱼凫氏壮大，他们喜好渔猎，战斗力强悍，打败柏灌氏，成为新的蜀王。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鱼图纹饰和鱼鸟造型器物，印证了鱼凫氏取代柏灌氏的历史事实。

开明治水，望帝禅让

鱼凫氏的王位后来传到杜宇手中，他“教民务农”，带领蜀人发展农耕。杜宇身世相当传奇，据三国蜀汉来敏《本蜀论》，杜宇“从天下，女子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蜀王本纪》亦言杜宇“从天堕”。有学者推测，“女子利”是鱼凫氏女王，杜宇“从天下”且懂农耕，应该是由中原华夏而来。鱼凫女王利看中杜宇所掌农耕技术进而爱慕其人，遂与他结为夫妻，并将王位让给杜宇。

杜宇成为古蜀国国王后，“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将都城迁移到郫邑（今成都市郫都区一带）或瞿上（今成都市双流区一带）。这一区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流密布，适宜农耕。郫都区北郊的杜鹃城，相传就是杜宇时期古蜀国都城遗址。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可能纵贯从蚕丛到杜宇的古蜀国历史。

战国七雄相继称王后，杜宇更进一步直接称帝，“号曰望帝”。随着蜀国农耕生产的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在成都平原大加挞伐，极力扩大统治范围，“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囊括成都平原、川西盆地、汉中平原以及贵州、云南大部分地区。

杜宇统治后期，成都平原洪水漫堤，相国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开明治水见效后，杜宇将全部国务都交给他打理，后又效仿尧舜禹禅让之事，“遂禅位于开明”。开明即位，“号曰丛帝”。

杜宇退位后到西山隐居，时值早春二月，杜鹃声声哀鸣，苦苦挽留不欲杜宇离去。蜀地百姓“悲子鹃鸟鸣”，听闻杜鹃鸣叫，心生悲戚，“鸣而思望帝”，怀念故君杜宇。后来杜宇成为杜鹃别名，唐朝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北宋李重元《忆王孙·春词》“柳外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等诗词，即引用此义。

《蜀王本纪》对开明治水有更详细的记载，同时揭示了杜宇禅让的另外隐情。据此书，开明是楚国人，原名鳖灵。按东汉应劭辑录的《风俗通义》，“鳖灵从井出”，精通水性，通晓水利，去世后“其尸亡去”，尸身无故不见，“荆人求之不得”。原来，鳖灵尸身沿长江逆流而上，来到正在饱受洪水围城之苦的蜀国都城郫邑后，竟然复活，并“与望帝相见”。望帝杜宇见鳖灵不但会逆水上行，而且能死而复生，惊为天人，遂委任为相国。

人死不能复生。据历史学家推测，事情真相应是：鳖灵可能因事被楚人定罪，判处死刑。“尸”在古语中不一定是尸体、尸骸，而是受监禁不能自由行动之人。鳖灵被定下死罪，故称其为“尸”。所谓“其尸亡去”，应是鳖灵逃奔蜀国，楚人通缉而不得。鳖灵一介亡命，入蜀投奔望帝得到重用，故云死而复生。

当时，岷江上游来水大涨，“望帝不能治”，遂“使鳖灵决玉山”，授予他治水全权。鳖灵组织百姓，经过数年艰辛努力，终于治水成功。中国古代方术中，象牙魔力可以殴杀水神。三星堆最新出土一百多根象牙，可以想见当时蜀人用象牙镇杀水中精怪的场景。

鳖灵在治水前线辛苦操劳、过家门而不入时，杜宇却在后方“与其妻通”。事后，杜宇良心发现，自认“德薄不如鳖灵”，就“委国授之而去”，将帝位禅让给鳖灵，“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后，“号曰开明帝”，其政权被后世称为开明王朝。

经过开明及其继任者带领百姓在成都平原持续不断的治水活动，古蜀国农业经济更上一层楼，“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成都平原“地称天府”，即是从此而来。开明王朝传至第九世时，迁都至今天成都市新都区一带，又占据秦岭脚下的“褒、汉之地”，与秦国持续摩擦。

兄弟阋墙，秦并巴蜀

由于地近相邻，古蜀国与秦国交往较多，亦不免冲突。秦立国之初，国力微弱，开明之子卢帝曾主动进攻秦国，攻打到当时的秦都雍城城下。秦国在关中平原站稳脚跟后，两国逐渐形成对峙之势。秦厉公二年（前475），蜀国主动“来贿（秦）”，求和，关系暂时缓和。

随着秦蜀同时向秦岭南麓的“褒、汉之地”拓展，两国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围绕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一带）展开激烈争夺。南郑本属于蜀国，是其北部门户，亦是秦国向西南扩展的重要阻碍。

秦国率先攻取南郑，并于秦厉公二十六年（前451）在南郑修建城池；十年后，秦躁公二年（前441），“南郑反”，被蜀国夺回；秦惠公十三年（前387），秦“伐蜀，取南郑”；但就在同年，惠公去世，秦国国君易位无暇外顾，蜀国又再夺南郑。

此后，秦国致力于变法图强，调转兵锋东向与六国争霸。蜀国亦把主要矛头对准楚国，曾于周安王二十五年（前377）“伐楚”，夺取兹方（今湖北省松滋市、宜都市或房县境内）。蜀国对楚国的进攻，为后来秦国通过并吞巴蜀、迂回包抄楚国的战略规划，提供了重要启迪。

由于秦蜀暂时调整进攻方向，两国关系再次缓和。秦惠文王即位时，蜀国曾派使臣专程到咸阳朝贺。据《华阳国志》，蜀王有次在秦岭山谷中打猎，与惠王不期而遇。惠王赠送蜀王“金一笥”，惠王回赠“珍玩之物”。不料惠王将珍玩带回咸阳后，“物化为土”。惠王被蜀王的障眼法欺骗，“怒”。群臣劝道，“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此乃天意昭示蜀国将成为大秦领土，惠王听后“喜”。为麻痹蜀国，惠王又利用“蜀王好色”的软肋，“许嫁五女于蜀”。这些记载虽带有明显的传说色彩，但透露出秦国君臣并吞蜀国的野心。

秦国欲攻伐蜀国，难在秦岭山高，蜀道艰难，无路可走。据《括地志》，惠王“刻石为牛五头，置金于后”，“伪言此牛能屎金”，哄骗蜀王此牛能够排泄黄金，源源不绝。惠王表示愿将此牛送给蜀国，示永结同好之意。贪婪的蜀王竟然听信惠王信口雌黄。为将石牛运回，蜀王下令“堑山堙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削平山谷，在群山环绕中硬是开凿出一条从咸阳到成都的道路。蜀国通过此道将石牛“致之成都”，秦国“遂寻道伐之”，此路“因号曰石牛道”。

据《华阳国志》，此事还有后续。蜀王“遣五丁迎石牛”后，发现石牛并无排泄黄金的特异功能，“怒，遣还之”。以农立国的蜀人不但将石牛遣返秦国，还嘲笑祖上为周天子养马放牧的秦人是“东方牧犊儿”。秦人笑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嘲笑秦人的蜀王不会料到，老秦劲卒的笑声和秦军铁骑的马蹄声很快便会响彻石牛道。而给秦国提供战机的，正是蜀王本人。蜀王曾分封其弟葭萌到汉中为侯，号称苴侯。葭萌不知何故，不与蜀王亲善，反倒与巴国交好。蜀王怒，于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出兵讨伐葭萌。弟弟葭萌不敌兄长，只得投奔巴国。蜀国进兵到巴国索人，巴国无力对抗，只有“求救于秦”。

惠文王“欲发兵以伐蜀”，但又怕千里奔袭，“道狭难至”，无法速战速决，容易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正当惠文王未下决断时，“韩又来侵”，韩国从东面做出攻秦态势。惠文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而“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的境地，故“犹豫未能决”。名将司马错请伐蜀，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国相张仪反对，认为“不如伐韩”。惠文王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采纳司马错策略，下决心起兵伐蜀。

是年秋天，惠文王派司马错、张仪、都尉墨率兵从石牛道伐蜀，在葭萌关（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一带）大败蜀军。蜀王逃至武阳（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一带），兵败被杀。蜀国国相、太子率领残余力量“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蜀国王子泮带领部分族人逃亡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后为西汉藩属南越国所灭。安阳国王室后裔又进入柬埔寨建立扶南国，最终灭于真腊之手。

秦灭蜀之战相当顺利，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当年十月就平定蜀国全境。司马错、张仪乘胜直取巴国、苴地，“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惠文王灭巴蜀后，封其子通为蜀侯，任命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共同治理蜀地。为压制当地土著，惠文王还迁移秦国一万余家百姓到蜀国。但在最初30年时间里，蜀地局势极不稳定。

秦并蜀仅5年，周赧王四年（前311），惠文王去世，秦武王继立，蜀相陈庄叛变，杀蜀侯通。第二年，即秦武王元年（前310），武王派司马错、甘茂、张仪入蜀平乱，斩杀陈庄，通子恽继立为蜀侯。秦昭襄王前期，蜀地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昭襄王六年（前301），蜀侯恽被秦国王后陷害，昭襄王不明真相，派司马错入蜀冤杀恽及其臣僚27人。昭襄王虽立恽子绾为蜀侯，但又在16年后因疑其谋反，“复诛之”。

但也有学者认为，蜀候通、恽、绾并非秦国宗室，而是蜀王子孙。秦国灭蜀后，为怀柔蜀人，故仍立古蜀国王室为蜀王。

蜀地屡屡与秦国产生摩擦，表面上是人事原因，实质上却反映出秦国在蜀地实行的分封制已经不能适应治理需求。为理顺蜀地体制，昭襄王诛杀蜀侯绾后，在蜀地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废蜀国为蜀郡，任命张若为蜀郡守，蜀地局势最终稳定下来。吞并蜀地，是秦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领土扩展，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张若之后，李冰接任蜀郡郡守。大致在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李冰在开明治水的基础上开始主持修建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设施，成都平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大量土地被改造成肥沃良田，如《河渠书》所言，“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在这些水利工程的滋养下，蜀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华阳国志》赞道，“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蜀地由此成为秦军东向、剑指六国的战略后勤基地，最终助力秦国一统天下。

古蜀国文明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

有学者将华夏文明早期在黄河、长江、珠江、辽河流域等地的众多文化遗存比喻为“满天星斗”。四川成都新津区宝墩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青羊区金沙遗址的发现，印证了古蜀国文明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经过对其他地区文化的整合和自身的重组，在发展过程中逐步领先四方并形成辐射效应后，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带，是为“众星拱月”。嫘祖、昌仆为中原衣冠文明提供的蚕桑技术支持，成都平原为秦国横扫六合提供的后勤助力，无不是蜀地文明对“众星拱月”时代的重要贡献。

从蜀女嫘祖昌仆出嫁黄帝父子，到华夏杜宇入蜀教民农耕；从楚人开明赴蜀平治水患，到巴蜀归秦四海一统，巴山蜀水的历史发展与中原江南交织交融，文明进展与黄河长江交相辉映。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的古蜀国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吴鹏）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霸陵会引起如此大关注？汉文帝霸陵之谜

陕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近日被确认为西汉文帝帝陵——霸陵，纠正了《类编长安志》等传统史籍关于霸陵位于凤凰嘴下的千年误会。霸陵地理位置的正式确认，填补了西汉帝陵研究的重要一环，使西汉十一帝陵的名位全部确定，但围绕着霸陵和文帝的历史之谜并未完全揭开。

比如，富有四海的文帝，为何一改从上古商周到近世秦汉的两千年厚葬旧俗，力行薄葬新风？

文帝为何违背祖制，不跟随父皇高祖刘邦、皇兄惠帝刘盈入葬咸阳原皇家墓葬区，而是另选远离咸阳原的白鹿原营建帝陵？

霸陵帝陵居中、外葬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明显不同，这一耐人寻味的陵制差异，究竟透露出什么微妙的信息？

节俭薄葬之谜

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礼记·祭义》有“事死如事生”之说，认为财产的占有不因生死而发生本质变化，财富既是生前炫耀的光荣，也是死后生活的保障。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更加强化，先人魂魄受到后人无限崇拜，社会心理开始崇尚厚葬。考古发掘的殷商贵族王室墓，王陵规模浩大，墓穴精致豪华，随葬物品丰富。

周代商后，继承了厚葬之风，不同阶层人士的墓穴和随葬品规格都有不同的规定。死者生前地位越高，随葬品越多。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超越礼制束缚的僭礼、越等厚葬更加普遍。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缔造者，秦始皇帝陵的奢华厚葬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西汉初年，历经秦末战乱和楚汉之争，人口减少，经济凋敝。据《史记·平准书》，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天子都没有用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的车驾；“将相或乘牛车”，文武百官只能坐牛车；“齐民无藏盖”，平民百姓家里没有储蓄余钱；物价腾贵，“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一万钱才能买一石米，一百金（10家中产家庭总资产）只能买一匹马。

虽然自高祖刘邦起，汉朝就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但社会生产力历经惠帝到文帝时期仍然没有完全恢复。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制约下，文帝没有实行厚葬的经济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文帝本人主观上的节俭治国思维。据《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在位23年间，没有新修宫室苑囿楼堂馆所，没有增添车马衣物，平时只穿粗厚丝绸制作的衣服，最宠幸的慎夫人所穿长裙也不会拖到地面，帷帐上没有刺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为天下人做节俭表率。

文帝“尝欲作露台”，让工程技术部门估价后发现需要耗费百金。文帝认为，“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百金相当于10户中产家庭的全部财产，他继承先帝皇位都诚惶诚恐，若修建如此铺张奢侈的露台更是罪上加罪，遂停废此事。

文帝在现世生活中的节俭态度，自然会投射到他对身后陵寝的修建上，故能不去追随从商周到秦汉近两千年的厚葬余风，身体力行地改行薄葬。而文帝实行薄葬，可能还有防止身后被盗墓摸金的顾虑。

由于人们把厚葬当成炫耀地位财富的方式，导致大量珍宝重器聚集地下，盗墓现象由此产生，严刑重法都无法遏制。吴王阖闾墓违礼厚葬，结果不到10年就被人盗掘。著名的秦公1号大墓即秦景公墓，墓室奢侈，葬品丰厚，荣登遭盗掘次数和盗洞数量榜榜首。考古工作者发掘此墓时，刚揭开墓上的耕土层，就发现盗洞247个；发掘到第3层台阶平面时，也有60多个盗洞；发掘到椁室时，还有10多个盗洞。考古学家据此推测，秦公1号大墓从汉代一直被盗掘到唐宋，成为摸金校尉们的“网红打卡地”。

西汉时期，社会精神豪放旷达，江湖气颇重，“掘冢”挖墓成为常见的发家致富营生，逼得汉文帝必须在帝陵的修建中充分考虑防盗问题。

中国古代帝陵修建，通常从皇帝即位时就已经开始。大致在前元三年（前177），文帝曾到霸陵视察工程进展情况。看到帝陵风水极佳，施工有条不紊，文帝兴奋地言道，“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斮陈漆其间”，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棺椁，把麻絮切碎填充在石头缝隙中，再用漆将石头、麻絮黏合为一体，那任谁即使有金刚钻也无法撬开霸陵。

左右大臣一片拍马溜须颂扬之声，只有中郎将张释之从容进言，“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如果里面有人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大量贵重陪葬品，即便是将华山秦岭等南部山脉全部封禁，也会留有可乘之机，被人打开发掘；“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如果里面没有激发人们贪欲的丰厚陪葬品，就算不用石头棺椁也会安然无恙。文帝听后，幡然醒悟，“称善”。

因此，文帝在霸陵的修建中“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只陪葬陶制品，不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金属装饰；甚至“不治坟”，不起高坟，其意不仅是“欲为省，毋烦民”，节省民力，更是避免高大坟冢惹人注目，引来摸金之徒。

后元七年（前157）六月初一，文帝在未央宫驾崩，遗诏中言“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认为生老病死是天地万物的自然归宿，无需哀痛，对死亡颇为看淡；并批评当时的厚葬之风，“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表示要带头破除厚葬之风，要求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过三天，全国百姓三天之后必须脱下孝服，不得禁止百姓婚丧嫁娶；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保持霸陵山川原样，不得有任何改动。

文帝遗诏并不是表面文章、政治作秀，考古工作者在霸陵发现的金银装饰陪葬品非常少，大多是烧制的陶俑，只有少量小件铁器、铜器。即使是陶俑，也只有原样三分之一大小，并非实用器物。霸陵考古的实际出土，基本上印证了史籍中关于文帝薄葬的记载。

但在距离霸陵2000米左右的文帝母亲薄太后南陵，考古工作者却发现了上百件明显带有异域草原风格的金银饰品，且陶俑都是按照原样制作，具有实用性，质量等级高于文帝帝陵陪葬。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史籍中薄太后文帝母慈子孝关系的实情，更隐藏着文帝霸陵选址远离父皇高祖刘邦长陵、皇兄惠帝刘盈安陵的秘密。

远离父兄之谜

刘邦提三尺剑平定天下建立汉朝后，在长安西北的咸阳原设立皇家墓葬区，驾崩后安葬于咸阳原长陵，其子惠帝亦在咸阳原营建安陵，陪伴父皇。经过两代君主的示范带动，大汉天子入葬咸阳原已经成为政治正确。

汉惠帝早逝无亲生子，以吕后、吕产、吕禄为代表的吕氏外戚企图拥立非惠帝之子为帝，以继续控制朝政。汉家社稷危在旦夕。周勃、陈平等元老在吕后去世后，果断发动政变，诛杀诸吕，立惠帝之弟、且是刘邦在世诸子中最为年长的四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

文帝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走向人生巅峰，但在帝陵政治上面临一个在既有空间内无法化解的难题。西汉帝陵规制遵循西周“昭穆制度”，即始祖之后，父为昭，子为穆。在墓葬排列和宗庙排位中，父亲即始祖儿子为昭，在左；儿子即始祖孙子为穆，在右；始祖孙子之子又为昭，在左；始祖孙子之孙又为穆，在右，以此类推。在昭穆序列中，父子始终异列，祖孙始终同列。

具体到咸阳原西汉帝陵格局，高祖刘邦长陵居昭位，在左。惠帝作为高祖之子，其安陵居穆位，在长陵右边即西方。按照昭穆制度，下任皇帝帝陵则应在长陵左边即东方。但文帝并非惠帝之子，而是惠帝同父异母兄弟，同属高祖之子，同居穆位，不能居长陵之左即东方，而右边西方又被哥哥惠帝捷足先登。文帝在帝陵的营建上处于左右不得逢源、东西无法过问的尴尬境地。

如果继续在咸阳原营建帝陵，不仅文帝本人的位置无法摆布，母亲薄太后即薄姬的名分亦颇为尴尬。

薄姬原为秦末群雄之一的魏国公子魏豹妻妾，魏豹本与刘邦共同对阵项羽。后有相面大师为薄姬看相，认为薄姬贵不可言，当生天子。魏豹自认天命在身，遂脱离刘邦中立，试图以一己之力逐鹿天下。刘邦大怒，派大将曹参灭掉魏豹，将薄姬纳入后宫，但“岁余不得幸”。

薄姬后来在“少时”闺蜜好友——此时深受刘邦宠爱的管夫人、赵子儿两位美人的帮助下，才得以侍寝。据《汉书》，薄姬在侍寝前告诉刘邦，“昨暮梦龙据妾胸”，昨夜梦见有金龙钻入怀中。当夜薄姬便“有身”，十月怀胎后生下文帝。但薄姬生子后并没有改变境遇，而是继续不得宠幸，长期没有晋封。

正是因备受冷落，薄姬才被嫉妒心极强的吕后放过，在刘邦死后随同此时已经受封代王的儿子到代国居住成为代国太后，而不是如刘邦其他宠姬一样幽闭宫中。

文帝即位后，薄太后母以子贵，从代国太后升级为大汉太后，但在她面前仍然有一个无法迈过去的正牌太后吕后。如果文帝在咸阳原营建帝陵，母亲陵墓也要一起安放此处陪葬刘邦长陵，在礼制等级规格上不免要低吕后一等。这是名列“二十四孝”、为母亲亲尝汤药的文帝断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只能另辟蹊径，选择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营建帝陵，以便按照大汉太后的规格来设置母亲陵墓。

而文帝之所以选择白鹿原而非其他地方修建陵寝，亦与汉初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这一形势不仅关乎霸陵地理位置的选择，更关乎霸陵内部的陵墓布局。

陵墓布局之谜

西汉初年，中央朝廷同时面临西北匈奴和东南诸侯国的双重压力。当年刘邦之所以选择西北咸阳原为皇家墓葬区，其意即是通过在皇陵周边大规模设置陵邑、充实人口，修建长安西北防备匈奴南下的门户屏障。文帝选择白鹿原，亦是看重其西北低、东南高的高敞地形优势，能够对东南各诸侯国形成地理压制态势。

外攘匈奴、内安诸侯的前提，是中央朝廷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和皇帝权威的加强。高祖刘邦虽是开国之君，但其天下是与功臣共同打下。刘邦虽然通过叔孙通制定朝仪方知天子之贵，但从其晚年无法更换太子一事，可以发现其皇权仍然被功臣集团深度制约。惠帝刘盈仁懦，不仅被母后控制，还被功臣压制，遑论振兴皇权。

文帝入继大统后，运用一系列“区别对待”“打拉结合”的政治手腕，分化瓦解以陈平、周勃一文一武为首的功臣集团，对朝廷高层进行大洗牌，有效管控推举其上台的功臣。同时起用贾谊等后起之秀，采用贾谊“列侯就国”之策，将周勃等拥有侯爵的军头渐次赶出长安到封地居住，逐步摆脱功臣集团在长安对皇权的牵制。

随后，文帝在贾谊等人的谋划下，有意通过礼仪制度建设，抬高皇帝威严。考古工作者在霸陵陵区发现，100多个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都围绕着帝陵，呈现出一种向心式的政治布局。这一布局形式，在高祖长陵和惠帝安陵中都没有出现，反映出西汉历史进程中皇权增强的事实。

正是在内部凝聚力增强和政令统一的基础上，文帝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诸侯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文帝部分采纳贾谊《治安策》中“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初步解决了齐国和淮南国两个最大的政治隐患，使得儿子景帝能够用短短三个月就轻松平定吴楚等国反叛中央的“七国之乱”，最终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和两汉四百年太平之局奠定根基。（吴鹏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来源：中国青年报